▲司法院擬設置毒品專庭，但專庭不該只是為了結案的便利，而是以此為平台，結合各項資源矯治施用毒品者，才能徹底解決毒品問題。（圖／視覺中國）
司法院近期修改各級法院法官辦理案件年度司法事務分配辦法，設置毒品專庭，專辦製造、販賣、運輸毒品等案件，使審理該類案件能明案速斷、疑案慎斷，並希望法官迅速累積毒品案件的審判經驗，以久任、專辦為原則，俾利於法律見解一致，量刑妥適，並提高裁判品質及辦案效率。
然目前實務運作情形，毒品案件的法律爭議已大致趨於一致，就以販賣毒品為例，早期認為賤買貴賣或以原價有償轉讓毒品與他人，還有機會論以轉讓毒品罪，惟近期見解已多認為販毒為重罪，若無利可圖，無人願甘冒重罰為之，因此只要有償轉讓都有營利意圖，構成販賣毒品罪。所以，統一法律見解似乎不是設置專庭的好理由。
另外，法官審理製造、販賣、運輸毒品罪，猶如審理殺人、放火等罪一般，都是依照證據認定，並不需要什麼特別的專業，「久任、專辦」對於證據取捨、量刑範圍或許會趨於定型，較容易被臆測，但未必會更高明；「明案速斷、疑案慎斷」更是辦案的基本常識，用來當作設置專庭的理由，更是牽強。
司法院設置毒品專庭真正的目的，講穿了只是在回應外界對於法官不專業的質疑，廣設專業法庭來形塑「專庭等於專業」的假象，以及解決司法院念茲在茲的結案速度問題。此次設置毒品專庭的目的，嚴重誤解台灣毒品氾濫的因素。
台灣毒品氾濫的真正問題不是在製造、販賣、運輸，而是在施用。傳統上認為，只要斷絕源頭就可以減少施用，可是多年實務經驗結果來看，能抓到的大毒梟有幾人？司法機關辦理毒品案件，總是針對賺取蠅頭小利的小藥頭，而這些小藥頭因密集施用毒品後為了籌措買毒費才會去販毒，因此施用毒品人數增加，販毒人數也隨之增加。若毒品專庭只著眼於重大毒品犯罪的預防效果，而忽略了所有毒品案件最初是施用毒品而起，其根本思維卻是錯誤的。
傳統的防毒思維有必要改弦易轍，若需求減少，供給自然就無法增加，因此應將目標設在矯治施用毒品者，而非著重在懲罰販毒者。
世界各國的刑事政策，都在強調犯罪者復歸社會的模式，紛紛援用傳統監禁以外之處遇模式，例如採取社區處遇，希望藉此讓犯罪者能夠重新適應社會，並可彌補監禁矯正效能的不足，避免監禁人犯惡習相傳的弊端，間接節省公帑。至於社區治療的實施及監控，則由法院為之。因此，毒品專庭成立的價值，不該只是為了審判上結案的便利，而是要以該法庭作為平台，結合各項資源來解決台灣毒品氾濫的問題。
以美國為例，毒品法庭是由法官主導，設有多元處遇，包含法治教育、團體課程、諮商輔導、門診治療、就業訓練、社會勞動、罰款、短期監禁、長期監禁或有期徒刑等。為達成此目標，法官必須與檢察官、辯護人、觀護人、執法機關、處遇機構及社區整體合作，以司法強制力為基礎，持續的監督、即時且彈性的獎懲制度，漸進式地改善吸毒者的用藥行為。實證結果也顯示，確實有效減少毒犯再犯的比例。
就台灣司法實務現狀有可能達成嗎？台灣社會將毒犯當作社會邊緣人，視而不見，僅有幾處醫療院所在行政院半要脅下辦理毒癮治療業務，而各縣市設置的毒偵中心多屬任務型編組，經費也不充裕，執政當局願意投入司法的成本極低。法院無觀護人配置來處理成年人成癮戒治輔導，且法院向來性格孤傲，不擅與政府機關、民間組織合作，而要斷絕毒癮並非只靠個案就能竟其功，需仰賴家庭、朋友相互配合才能奏效，但司法體系只將法官定位在審判，審判並無配合政策取向、社會治安的義務，法官心中的正義不必然要符合社會的期待，且執行更是檢察官的事，成效如何與法官無關，法院沒必要、也沒能力結合社會資源投入毒癮治療再社會化的工作。
在毒癮戒治場所缺乏、經費不足、法院意願不高，以及法官缺乏與社團互動的現行體制及實務運作現狀下，毒品專庭能做的，大概只是提高辦案效率，其他成效則免談。這種毒品專庭的設置注定失敗，根本無助於解決毒品氾濫的情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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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湯文章，東大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，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，曾任法官，國立中正大學法學博士。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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